“上接天，下接地”，翁永曦將之總結(jié)為九號院得人心的根本。這里信息無礙，機要室也可以進去查閱文件，絲毫沒有神秘感。在去除了等級的農(nóng)研室，年輕人往往突然發(fā)現(xiàn)，自己被重用了。

　　1982年的一天，翁永曦被杜潤生叫去談話。他忽然被告知，自己是農(nóng)研室的副主任了。

　　“杜主任，這個事可不能開玩笑。”翁很震驚，一名普通科員一夜升格為“副部級官員”，聽起來像天方夜譚。

　　“我爹我媽1936年參加革命，到現(xiàn)在才是個局長，把我提到這一級，別說別人不服氣，我爹我媽都會覺得很奇怪。杜主任說中央定了，你要服從組織安排。我說到此時此刻為止，估計上下領導對我印象還不錯，但這個任命一公布，我就立刻成為王八蛋壞小子了，污水全朝我潑過來。”

　　一語成讖。他的任職消息在《人民日報頭》版刊出，立刻引發(fā)轟動。隨后，他被高層派去改革發(fā)源地鳳陽縣兼任縣委書記。翁永曦大刀闊斧，倍受關注，很快成了改革新星。

　　畢業(yè)不久的袁崇法、魏唯、戴小京和何道峰等人也擔任起組長或副組長的職務(農(nóng)研室一百多人，分為若干組和室)，組員不少是局級甚至部級老干部。他們說這是杜潤生的智慧：職務和級別待遇并不掛鉤。沒有相應的級別和待遇，卻委以重任。

　　“和當了官感覺不是一回事。”袁崇法每天沉浸在興奮中，無論吃飯還是坐公車，開口就和業(yè)務有關。魏唯將動力歸為成就感，“農(nóng)村改革大步推進，明顯感到農(nóng)民的生活變好。我1968年下鄉(xiāng)插隊，對當年農(nóng)村的情況太熟悉了。”加班干活，到農(nóng)村去調(diào)研，和老鄉(xiāng)聊到半夜，他感到充實。后來到了其他單位也加班，但“那股勁看不到了，沒有那個心思了”。

　　發(fā)改委城市和小城鎮(zhèn)中心副主任魏唯懷念當時的氛圍，“踢門就進太夸張，但杜老的辦公室推門就進是沒問題的。”

　　昆百大董事長何道峰更抒情，“平等和自由氛圍，像種子植入了我的身體。”1987天夏，北戴河國務院常務會議要討論糧食問題，重點是糧食價格倒掛(從農(nóng)民收糧的價格高于供給城里人的價格)導致財政補貼節(jié)節(jié)攀升情況下如何確定糧食政策走向。農(nóng)研室要拿一個上會討論的文件。杜潤生讓小伙子們先拿個方案，指定由袁崇法、何道峰、戴小京負責找十幾個年輕人在十八所討論。

　　何道峰還記得匯報時，他們穿著短褲趿著拖鞋就進門了。會議室里坐著主任杜潤生、副主任劉堪和幾位聲名赫赫的老部長。老部長們疑惑地上下打量，杜潤生則從容地讓他們匯報。最終，表情復雜的老部長們肯定了他們的方案。

　　流通組組長段應碧是中年一代，回想起年輕人就笑起來：“他們?nèi)マr(nóng)村調(diào)查，穿個褲衩在人家炕上蹦，鞋也不穿。開大會時，穿個短褲就去講話了，農(nóng)民就想，中央來的干部怎么這個樣子?”

　　他們從未問過杜潤生為何信任自己。翁永曦偶爾會旁敲側(cè)擊：杜主任，這個大活讓我們白丁來干合適嗎?

　　“混賬話!糧食怎么會過剩?”

　　九號院是個神奇的院子，當歷史更迭到1980年代，北區(qū)院落里住進了3位國家領導人。一棟3層灰色辦公樓坐落在南區(qū)，農(nóng)研室大多人員就在那兒辦公。充滿干勁的年輕人無數(shù)次走進小樓，研究或是爭辯。

　　偶爾也會看到院子里獨自散步的華國鋒，趙樹凱有時向他問好，他只是點頭示意并不說話。有一次，趙的兒子在院里玩耍，華國峰和小朋友說話：你讀哪個幼兒園啊，家住哪兒?

　　蔣中一過去和他握手，叫他華主席。華國鋒說，我已經(jīng)不是華主席了。蔣中一有點尷尬。

　　“我們還是叫你主席，黨內(nèi)不都是這樣叫么?”

　　“不要叫我華主席了，我不愿你這么叫，就叫華老吧。”

　　“你在家里都干什么啊?”

　　“看書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