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們不能不發(fā)出這樣的疑問,在這些農村少年的眼里,為何法律與生命是如此輕忽?在拳腳紛飛、磚頭高高揚起時,他們的戾氣從何而來?本報記者以今年早些時候在河北省西部某地發(fā)生的一起少年暴力案件為線索,對農村留守少年的法律意識現(xiàn)狀進行了調查。
在事發(fā)后一個多月里,很多涉事孩子的家長甚至沒有去向受害人家長道歉
引發(fā)柏村小學這起少年傷人事件的起因,僅僅是因為65元錢。
柏村小學坐落在柏村西頭,沿著村里唯一一條東西方向的柏油馬路,東東家開的小賣店位于學校東行100多米處。因是柏村多數(shù)孩子上下學必經(jīng)之地,同班女生蘭蘭說,有同學曾看到東東向經(jīng)過的學生要錢。而有次上體育課時,東東還曾扔小石子把同學的頭打破了。
在東東父親講述的版本里,那日,東東從小輝處“拿”到的65元錢,只是孩子“借”來為同學買生日禮物用的。
但他承認,聽到小輝“告狀”后,妻子馬上沖到了同學家,找到正在給同學慶祝生日的東東,拉到屋外的墻角便一頓訓斥,還禁不住推搡了孩子,“同學應該是看見了”。
隨后,11個孩子就在東東的帶領下對8歲的小輝開始了毆打,其中年齡最小的只有9歲,最大的也還有兩個月才滿14周歲。持續(xù)昏迷兩天后,小輝最終因“顱腦損傷”在醫(yī)院里死去。
由于涉事孩子均未達到承擔刑事責任的法定年齡,打人的孩子們沒有受到法律的追究,但這起案件在當?shù)匾l(fā)的影響卻很大。
記者見到東東爸爸時,他緊抿著嘴唇,淚水在眼眶里打轉。令他不安的是,直到事發(fā)兩個月后,原來活潑的兒子除了大小便外,仍幾乎不出屋,晚上再不敢一個人睡覺,即便跟大人一起睡,孩子還要把被子摞成半米高放在身邊,說只有這樣,才覺得安全……
東東家開的小賣店是一間15平方米左右的小屋,除孩子們的零食外,小賣店外墻上,爸爸還用毛筆字標示著雞蛋、蔬菜、糧油的價格,一墻之隔的休息室里放著一張單人床、一張麻將桌。記者到訪時,因是雨天且上午九時不到,并未看到平時小屋里的熱鬧景象。
東東在家排行老二,姐姐早已嫁人,妹妹只有5歲。對于唯一的兒子,東東爸爸否認會格外嬌慣,相反,倒因為小賣店生意忙,而對孩子疏于管理平添心中愧疚:“顧不上做飯了,孩子就啃袋方便面,作業(yè)什么的也沒人輔導,做完就跑出去玩了。”
打人的11個孩子中,像東東這樣有雙親陪伴的并不多。
這是一個留守兒童問題很突出的地方。雖地處河北省西部,但該縣縣城房價大致每平方米五六千元,與縣城的地位相比,這樣的房價顯然有些高。當?shù)厝私忉屨f,房價系前些年小煤礦興盛時被抬高所致,但隨著國家的集中整治,這里的小煤礦幾乎全部被關停,此后,男人們開始到包頭、北京、天津等地打工,甚至有不少外來媳婦拋夫棄子離開,家里僅剩老人和孩子一起生活。
記者來到另一個涉事孩子興興家時,他的爸爸正忙著壘廁所,身上滿是飛濺上去的爛泥。出事后,在外地打工的興興爸爸趕了回來,這才有時間為家里做些修繕。雨后,沿著院子西邊僅有的一條20厘米寬的鋪磚小道穿過泥濘的院子,來到興興家的土坯屋里,進到東廂房,老式的滿布格子的窗戶使得屋子光線昏暗,桌下滿是凌亂的廢棄包裝袋。
此時,興興媽正坐在炕邊上陪3歲的小兒子玩。由于丈夫平時不在身邊,忙于拉扯小兒子就已經(jīng)占去這個三十多歲農村婦女的精力,問起大兒子平時的情況,她警覺但又很木訥地看著記者,只張開滿是干皮水泡的嘴唇道“挺好”。隨后,都是奶奶在一旁幫腔:“孩子平時可聽話了。”
而另一個參與打人的孩子強強則一直是班長,成績也總能名列班級前五名,是老師家長眼中的好孩子。因為一直在縣城上學,父母認為他根本談不上與小輝結怨。
村里有人看到,當11個孩子從鎮(zhèn)上公安機關接受審訊出來時,有個等在門口的家長一把將孩子摟在懷里,“哎呀,可苦了俺孩子了,說,吃什么,咱馬上去買。”說到這里,村里許多人也很氣憤:孩子闖這么大禍,家長這算什么態(tài)度。
“人家孩子死了,我們脫不了干系,是得承擔責任。”在所有涉事孩子的家長中,強強的父母是答應賠償“最痛快”并曾向小輝爸爸張千當面致歉的。但事實上,在事發(fā)后一個多月里,很多涉事孩子的家長甚至沒有去向受害人小輝的家長道歉。
大人如何生活,孩子將如何游戲。
“當前,農村的自我教育功能正在逐漸弱化。”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王雄向記者表示,伴隨著社會轉型,農村出現(xiàn)的空心化使人群的構成體系遭到了破壞,農村長時期基于熟人社會形成的村俗民約受到?jīng)_擊,這其中“三觀未定”的孩子,受到的影響又遠遠超過了成人。
“兒童的問題,往往是父母‘制造’。兒童在模仿中成長,他們的許多言行實際上是在父母身上習得的,打人的孩子往往也經(jīng)常遭家長打罵。”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院兼職碩士生導師、小學心理教育專家、南京市揚子第二小學校長潘月俊認為這并非是家長的偶然為之,而是其教育意識和能力不足的集中體現(xiàn)。在今天的農村,這種“揍一頓、罵一通”,出了事又百般護短的教育方式是普遍現(xiàn)象。
因為“課本上幾乎不涉及法律知識”,張琴只能用最通俗的“殺人償命說”來“嚇唬”孩子們不要打架斗毆
小輝被毆打致死后,雖然正值假期,柏村小學還是將家長和學生召集到操場開了會。對開會內容,許多家長說因為“喇叭刺啦啦響”,并沒聽太清,“大致是講點兒法律知識,鎮(zhèn)派出所民警講的。”
“當前我們的小學教育中,生命意識教育缺失,法律意識教育也處于邊緣地帶。”在鄰鎮(zhèn)一所鄉(xiāng)村小學擔任班主任的張琴,對此有切身體會,因為“課本上幾乎不涉及法律知識”,每次開班會或放假前講注意事項,除了叮囑學生“防火防雷電防水等”,她只能用最通俗的“殺人償命說”來“嚇唬”孩子們不要打架斗毆。
2007年,柏村小學因撤點并校成為一所寄宿制學校。根據(jù)規(guī)定,除本村學生外,其他村子的學生自3年級起便需住校。11個參與群毆的孩子中,除東東是柏村本村學生,另有一人在縣城上學外,其余9個孩子都是住校生。
每到周五下午放學和周一早上上學,柏村小學門口都會擠滿接送孩子的家長。3年級便開始寄宿生活的孩子們每周平均只有三個晚上住在家里。而在張琴任職的學校,有些家長覺得路不好走或者認為孩子在學校有人照看放心,十幾個一、二年級的孩子竟也寄宿在學校。“孩子實在太小,晚上有的孩子睡迷糊了,站起來就往別人床上撒尿。”
被問起喜歡住校還是喜歡在家,張琴學校六年級的劉軍立刻眼圈泛紅,他小聲說:在學校每天晚上都要固定上晚自習,但在家里寫完作業(yè)了還能和爸爸下軍棋玩。而面對即將到來的初中寄宿生活,聽慣了同學抱怨的蘭蘭顯得很沒信心:“他們說一天三頓幾乎都是一種菜……”
“老師要扮演高水平父母的角色。”在鄰縣一所搞得不錯的寄宿制小學采訪時,校長張志的話至今仍令記者印象深刻。他感慨,礙于目前家長的教育水平和農村空心化的現(xiàn)實,“農村孩子從現(xiàn)實生活里感受到的正能量太少了”。
身為心理老師和小學校長,潘月俊認為“對于如何輔導成長中的青少年,許多家長根本不知道”,因此現(xiàn)實中,學校還肩負著教育家長的職責。
“很多時候我們做的是亡羊補牢的事情。在學校里,最淘氣的孩子可能易受關注,但潛在的受害者、追隨者同樣需要關注,比如受害者通常會表現(xiàn)出自卑、膽怯、懦弱,如果及早發(fā)現(xiàn)本可以及時預防。”
在這個悲劇里,遇害者小輝就是這樣一個孩子。
在柏村幾乎人人都知道,8歲的小輝是個被母親拋棄的孩子。4歲時,小輝曾被母親帶到縣城生活,并在那里上了兩年幼兒園。照片上,胖嘟嘟的小輝抹著紅臉蛋,眉心點著紅點表演節(jié)目,白白的牙齒映襯著一張笑臉。但兩年后的一天,當媽媽不知何故憤怒地將衣架甩到小輝臉上,告訴孩子不想再把他帶在身邊后,父親張千與兒子一路哭著從縣城回到了柏村。其后,由于張千外出打工,小輝只能與年邁的姥爺相依為命。
事后大人們才了解到,因為想要回65元錢而與東東“結下梁子”后,小輝嚇得不敢去學校,在村里的一處秸稈垛里躲了一周。
“他也不跟別人說,按點兒出門,按點兒回家。”令張千無法釋懷的是,孩子沒上學一周后,學校老師才派學生來家打聽,甚至既未仔細詢問孩子原因,也未通知他本人。
“農村的心理健康教育缺意識更缺師資,幾乎是空白。”因為每年都要參與南京市心理健康教育評估,潘月俊對農村心理健康教育不足頗為了解,他一一列舉著存在的意識不足和人員匱乏問題:教師只關注成績優(yōu)秀學生,忽視差生、忽視預防;多數(shù)學校從事心理教育的是未受過專業(yè)培訓僅憑熱情在做的兼職教師,“甚至干脆沒有”。雖然2002年教育部便出臺了《中小學心理健康教育指導綱要》,并于2012年又做了修改,但據(jù)潘月俊了解,在農村“心理健康教育說起來重要,做起來次要,忙起來基本不要,完全沒有實現(xiàn)遵循綱要原則的制度化實施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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